范周 | 留住国家神韵，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开发

2018年是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也是周口店猿人洞“闭关”三年后重新开放的一年。周口店遗址自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一直广受世界关注，是极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址，在国际古人类学术界享有盛誉。2018年10月11日，范周教授应邀参加“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围绕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利用、传播等方面发表了主旨演讲。

一、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守住人类文化宝库

（一）周口店遗址是当之无愧的人类远古文化宝库

周口店遗址是探索中国人种起源的重要遗址，更是世界级的重要人类遗址见证，自1918年发现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其中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多万件以及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1987年周口店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此成为中国的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周口店遗址是世界同期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环境学及岩溶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尽管已经开展近百年，但其有序发掘、科学保护、合理开发的命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存续。

（二）中国文化是世界之窗

不仅是周口店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同样证实着中国乃至人类古文明的根脉，堪称是历史的活化石。今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无疑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研究。

五千年中国文化蕴藏了不可估计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截止至2017年7月，中国已有52项世界文化、景观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的总数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未停歇。2018年1月，都邑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正式被国务院定为我国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这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发现的距今5000年同时拥有城墙和水利系统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遗址。“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世界遗产保护和申报工作推进，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面，更代表了中国遗产保护能力和理论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进入了与国际文化遗产界平等对话的新语境。

（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镜鉴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的事业。但许多人类共同文明由于在保护方面没有尽职尽责，或由于种族矛盾、国家地缘政治的冲突而惨遭破坏。2001年塔利班不顾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用炸药炸毁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2008年，600岁韩国“一号国宝”崇礼门因恶意纵火和消防配备不到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倒塌；2018年，因管理不善，有着2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在9月2日晚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幸存藏品不到总数的10%；吴哥古城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濒危文化遗产的名录，后经世界各国援柬修复，才于2004年从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单除名。

遭遇大火的国家博物馆，巴西

“只有它的文化活着，这个国家才活着”。无论国家富有或在一定时期内穷困，文化都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生命力。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恢复的特点，一旦毁灭将永远无法挽回。即使获得了物质性的重建，追索文明的这段记忆也再难复原。警钟长鸣，我们要不断吸取世界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教训，从保护、研究到开发都做出切合实际的行动。

二、文旅融合背景下如何进行文化遗产保护

大遗址的开发，应遵循科学有序的原则从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着手。在前期提升对遗址的监测能力，重视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在充分的考古和研究的基础上，促进文旅有机、有效融合。

（一）有机融合

遗址开发与旅游融合是有机的融合，不能生硬“拉郎配”。应从内在的血脉与逻辑关系上找到文化文化资源、公共服务资源、旅游开发资源之间的结合点。文旅融合不是只抓“文”或者重视“旅”，而是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和载体、内容与形式、休闲与体验的结合。在大多数城市，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旅游聚集的消费群体，已经成为地方文化消费市场的重要客群。但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效益打着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的幌子，无长期规划、无科学指导地复建古建筑、造假文物，甚至“拆真建假”，破坏了文物的真实性。如“复建长城”， “齐长城”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长城，其在山东博山境内的一段被推翻，建起仿造明朝风格的“假长城”来吸引游客，修复变成了破坏，游客想要重访历史却买来的是假的文化信息。这样令人痛心的的案例不胜枚举。文旅融合不仅要处理好尊重历史和服务现实之间的关系，更要推动产业、事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高效联动。

（二）有效融合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有效的融合，不能搞“两张皮”。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并不意味着文化与旅游完成了融合。文化和旅游部各业务司局需要共同发力来面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社会需求。

从社会文化价值看，旅游是地区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使人身临其境地了解历史与现实的途径，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如今，由于历史遗存缺乏与现代情境的对话，文化遗产呈现孤岛化的特征。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就要利用好旅游这个载体，找到一个便捷、科学的途径，使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在融合之后，形成互相支撑、相生相依的关系。让旅游业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经济效益的支撑和文化效益的宣传。

三星堆文旅融合项目是行业中的翘楚。不仅拥有完备的线上宣传网络，更从文物展览逐渐走向文旅融合的“跨界”之路。史诗电影《三星堆》开拍，意在打造四川知名文化旅游品牌；主题景区项目更是按照文旅融合、农旅互动的方式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以遗址公园为基础，把三星堆古蜀文化与旅游产业紧紧结合起来。三星堆文旅融合的未来值得期待。

三、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一）向挖掘要资源

挖掘不只是考古工作者的任务，文化资源的挖掘也不只是学者的责任。对于所有文化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形成发现价值的能力。对于大遗址而言，研究工作仅仅是开始，对于潜在价值和未知信息的不断发现、阐释，才是文化遗址在未来仍能够“有话可说”的动力来源。

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就要从重视单一的文化保护，向重视文化场景要素的综合保护发展。不仅要严格保存和维护空间维度上的历史孑遗，更要积极主动地调整文化遗产和周围空间的关联性；不仅保护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也要积极保护自然生态和生活生态，将文化遗产作为一整套社会文化生态工程看待。

重视文化挖掘，更从重视“物质要素”保护，向“物质”与“非物质”兼重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科学信息、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多重价值。因此，不仅要重物质投入，更要重价值层面的分析、评介、诠释和展示。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等三段构成，总长约4000公里，在世界上78个国家，在世界上78个国家、将近3500个城市和城镇的大运河家庭当中，中国大运河公里数最长，所拥有的最大的城市规模，和最强的经济价值影响力。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大运河的开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2500多年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的统一，繁荣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兴盛，沿线城市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大运河集中的地方多为中国政权的核心，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扬州、北京一线见证了中国政权的变迁史，也见证了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史。因此，对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既要考虑到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还要注重它的文化价值。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我国新时期社会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要在物理维度上和“第三空间”内，在统筹、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下足功夫。

（二）向科技要思路

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几乎所有领域都在以数字科技为方法被重新整合，继工业化之后，数字化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科技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意开发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科技的演绎下，文化遗产也以前所未有的形态拓宽着人们眼界。2014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成使用，使得莫高窟的开发和旅游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有游客在实地参观莫高窟之前，必须首先在数字展示中心通过两部时长各20分钟的主题电影、球幕电影，提前了解莫高窟的背景知识，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壁画。“数字敦煌”让许多到敦煌的人在两个二十分钟内清晰地了解了敦煌的千年历史，更缩短了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减少了因为人员流动、湿度变化等因素对壁画的破坏，缓解敦煌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9%，对GDP的贡献为55%。数字经济新增就业552万人，占比达40.9%。但这个数字与美国相比仍然少了近百分之五十的比重。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三十年，数字经济将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与数字经济结合，催生的数字创意新产业，在两年前已被列入五个国家新兴战略产业之一。中国有足够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利用好数字经济、搞好数字开发、做好数字创意前景可期。2017年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销售额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目标在未来五年左右销售额达到10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神话，但要做到这样大的市场份额就要不断拓宽消费者市场，提高自身开发能力。

（三）向传播要效果

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体现在研究领域建立圣洁的学术殿堂，组织重量级的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会议，还应让它走出“象牙塔”，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各级各地教育机构的教材与素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现代立体传播尤为重要。

提升传播效果，需要充分整合媒介资源，借助新兴媒体来扩大影响。现代社会中，传播就是生产力；数字互联网领域，流量就是宝贵的富矿。数字经济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弱势愈发明显，美国纸质印刷出版的广告收取量与发放量已经连续十五年呈递减趋势；中国广告的第一阵地也已经从中央电视台转移到民营的数字门户网站。向传播要效果，就要重视数字媒体的力量，让传统的媒介和现代媒介，让公共媒介和自媒体同时发挥作用，通过媒体矩阵加深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了解，拓宽传播半径。

提升文化遗产传播效果，还要注重传播的温度和质感，要思索如何从关系维度和情感维度上拉近与公众的距离，让更多的人走近文旅融合下的世界遗产以及遗产的相关领域。

《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中国纪录片界60年来世界销量最好的一部影片，正是因为通过年轻、平实的视角讲述了小而美的“工匠精神”题材，用修复师的视角勾连古今时空，找到了世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文化共识。

本文根据范周教授在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的讲话整理

END

责    编 | 胡音音

美    编 | 祁吟墨

推荐阅读